【背景】美国次级抵押信贷震荡的波及范围仍在不断扩大。中国虽因其严格的资本管制及金融市场发育水平有限，避免了全局性的严重损失，但局部损失仍未能幸免。8月23日，工行、中行发布半年报，前者持有次级信贷相关债券12.29亿美元，后者持有该类资产逾90亿美元。中国银行(行情论坛)针对部分次级住房贷款抵押债券计提了未实现减值拨备人民币3.88亿元，对与其相关的债务抵押债券计提了未实现减值准备人民币7.58亿元。而在工商银行(行情论坛)的报表中，则未出现相应的拨备，虽然该行行长承认投资次贷出现了“浮亏”。

暂时来看，汇投公司投资的百世通集团的股价相当低迷。

8月20日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，允许境内居民通过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机构直接投资香港证券市场。8月18日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表示，此次这场金融风波的力度与范围非同小可，但这不会影响我国社保基金海外投资步伐。

6月20日，中国证监会公布了《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》和相关通知，于7月5日起允许包括基金管理公司、证券公司在内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(QDII)投资境外证券业务。

已然涉足海外、即将展开大规模投资活动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该何去何从呢？

瑞士信贷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，次级信贷震荡表明，金融开放充满着风险。但金融开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，也是平衡国际收支的要求，金融不开放会引发巨大的泡沫经济风险。

他说，在美国次级抵押信贷危机中，资本管制这道防火墙又使中国躲过一劫。除个别银行拥有少量次级信贷资产或相关联的衍生产品外，整个中国经济基本上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绝缘。如果美国消费不彻底陷入低迷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少数基本避免次贷危机冲击的国家之一。

陶冬表示，看看汇丰银行的坏账，看看德国银行需要央行拯救，看看海外基金的焦头烂额，能让人不禁惊出一身冷汗。如果没有严厉的资本管制，还不知会有多少中国的银行、保险公司、企业、基金手中握着一年前颇为热门的CDO（债务抵押债券，次贷的一种衍生产品）。

他指出，十年前，资本管制已经使中国逃过一难。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国际“金融大鳄”通过汇市、债市、股市，连环冲击亚洲金融体系，压垮了一批“小龙”、“小虎”。但当时中国金融市场和产品对外不开放，对冲基金无从下手。除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外，中国在金融风暴中几乎未受损伤。相反，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为中国的出口和FDI带来了一定的机遇。

既然如此，中国应不应该金融开放？中国资金应不应该走向世界市场？陶冬的回答是：完全应该。其理由有三：

——金融开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。随着中国崛起，国力大幅增强，财富大量积累。企业需要进行全球战略布局，目光必然移向世界各地的资源、技术、品牌和市场。海外投资决策越来越多，时效性也越来越重要。大量的中国资也需要寻求海外投资机会，争取更好的回报，分散投资风险。

——开放金融也是平衡国际收支的要求。中国已成为“世界工厂”，巨额贸易顺差在相当程度上是结构性的，资本项目又是“松入紧出”，国际收支双顺差愈积愈大，为人民币汇率带来沉重的升值压力。面对单方向的汇率升值预期，政府独力支撑着汇市，导致外汇储备暴涨，国内流动性过剩。而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极其不利。从投资过热到信贷过热，从楼市过热到股市过热，都是流动性过剩惹的祸。随着通胀升温，中国已进入负实际利率时代，银行储蓄加速出走，情况仍在恶化。

——金融不开放引发巨大的泡沫经济风险。在今天的中国，企业往往认为资本运作赚钱快过实业，于是，公司间彼此持股，股市、楼市齐升，资金流向蜂拥进入虚拟经济——日本经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症状已陆续出现。即使没有类似“广场协议”后日元急升的汇率变化，中国也完全可能栽在绊倒日本的同一块石头上。流动性过剩导致经济泡沫化，这便是金融不开放可能带来的结局。

陶冬表示，不可否认，金融开放充满着风险。长期处于资本市场的“锁国”政策环境下，擅长国际投资的人才奇缺，遑论风险控制机制。在本国资本市场游泳池里扑腾惯了的中国资金，突然跳入国际市场这个大海，危险可想而知。而且泡沫经济的狂热也往往使人们忽略潜在的风险。以国内企业的“豪气”，洛克菲勒大厦完全可能再卖给中国人一次。

但陶冬认为，这些不是资金不“出海”的理由，而是“出海”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困难。对此，既要积极向前，又要小心谨慎。政府先后推出QDII和资金自由行，拿香港“试水”很合适。香港是资本市场的“深水区”，但至少有“救生员”。而且，市场上多是中国资金所熟悉的国内企业，同时兼具一流的监管和透明度。

最后，陶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：“孩子大了，早晚要离开家，做父母的应面对这一现实，尽量帮助、尽量准备，临出门前再叮咛一声‘小心呵，走好！’”